首先，应尽快化解地产行业的潜在风险，在当前房企主体面临生存危机、居民对期房存在信任危机的背景下，地产销售保持低位负增，对于稳信贷乃至稳增长构成拖累。

在他看来，短期内修复预期并提振需求的关键主要有三点：

一方面，居民部门在“停贷”风波后加杠杆意愿进一步回落，新增贷款同比少增近3000亿元；另一方面，在地产“缺位”的背景下，年初以来基建发力受制于隐性债务监管约束，实物工作量的形成严重滞后，对应的信用扩张力度有限。

Q：数据显示，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新发放贷款利率已达历史低点，企业贷款利率已降至4.16%，在此情况下出现的信贷收缩显示了哪些问题？

李迅雷：对于降息的目的和意义，我觉得可以从几个角度理解。

财政政策的下一步发力，也有赖于进一步盘活、用足用好万亿级专项债限额。目前来看，推出特别国债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当前已经进入8月下旬，而一般来讲特别国债的推出往往是在中期财政预算调整的时候，现在从时点上来看，可能性不大。

李迅雷：7月新增信贷及社融数据均出现大幅回落，主要反映了预期转弱背景下实体融资需求不足的问题。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学术委员、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当前经济基础难言稳固，这是降息的前提。宽信用需要降成本支持，OMO利率和MLF利率的调降可以引导LPR下调，预计本月LPR报价也将下调，不排除央行采用非对称方式下调5年期以上LPR利率的可能性。

最后，资金利率持续低位运行，降息有“随行就市”的意味。从市场层面看，5月份以来资金利率持续低位运行，资金利率阶段性“失锚”问题突出，政策利率的引导作用被大幅削弱。下调政策利率相当于确认了资金利率中枢下移的事实，同时缓解市场利率和政策利率背离的局面，维护利率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长期来看，居民住房贷款比重出现下降，可能也是难以扭转的一个趋势。因为2017年以后，我国老龄化速度快于城镇化进程，故整体而言，中国长达20年以上的房地产上升周期已经基本结束，这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密切相关。而且今年开始，中国又会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加速阶段。房地产的需求主要还是来自于年轻人，即所谓的刚需，而现在年轻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显著减少，这对居民部门的购房需求形成了长期制约，所以说居民部门的购房需求是逐渐减弱的。另外，目前我国城镇化率水平已经达到65%，与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平均75%-80%的水平相比，也就是10个点的空间了，这个空间不是很大。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放缓，也将导致房地产需求下降。所以长期来看，“修复比重”存在比较大的难度。

首先，应尽快化解地产行业的潜在风险。在当前房企主体面临生存危机、居民对期房存在信任危机的背景下，地产销售保持低位负增，对于稳信贷乃至稳增长构成拖累。

财政政策发力其实也可以提高货币传导和使用效率，比如补贴居民收入，特别是针对创造财富的工薪阶层。从历史来看，减税等措施十分有效。留抵退税作为今年年初预算草案减税降费的重要措施，有效帮助了企业减轻增值税负担，也是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国新办4月份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指出，获得增量和存量留抵税额的企业八九成都认为现金流得到改善，且对政策表示满意，说明财政政策对于企业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修复提供了有力支持。减税降费也覆盖了诸多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对于提振需求起到了积极作用。

最后，持续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尤其是要促进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及社会福利的改善，收入改善将提高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是提振需求的基础和前提。

以下为访谈实录：

其次，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复苏的影响。第九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的推出，旨在减弱疫情对于经济的约束，不过地方执行情况仍有不同，应适当推动各地在第九版方案下统一防控标准。

Q：面对市场主体主动收缩资产负债表，当前应采用怎样的政策措施以帮助企业和居民提升信心？短期内扭转预期、提振需求的关键有哪些？

8月15日，央行开展4000亿元MLF操作和20亿元逆回购操作，在净回笼2000亿中长期基础货币的同时，将MLF利率和OMO利率分别下调10BP至2.75%和2.00%，这是短期和中期政策利率年内的第二次调降。随后，市场关注将于8月22日公布的1年期和5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会否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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