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至1949年春，中国共产党先后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性战役及其他重要战役，以气势磅礴的大手笔，精心绘就解放战争恢弘的历史画卷。

走进刚刚从国民党手中夺回的一座座城市，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是扑面而来的和平渴望、重整河山的民生期待。如何稳定经济秩序、赢得人民拥护？如何建立和巩固新政权、维护经济社会稳定？无一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难题。

精心筹组中财委，治理烂摊子

当时，接踵而至的战后经济社会治理难题，错综复杂、异常棘手。为了恢复工业、交通，安定社会秩序，不仅需要支付大批经费，而且被俘的国民党军人除自愿回家者外不能遣散，原国民党政府机关及相关机构的公职人员，除有罪行的已经逃跑外，其他人员都要收容下来，这就给财政造成了很大压力，引起财政支出飞快上涨，而收入却因战争状态增长很慢。

不仅如此，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在流通领域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时任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薛暮桥将其概括为两点：一是投机活动猖獗，市场上形成一批专事投机的资本；二是人们对人民币存在着不信任心理，一有风吹草动就纷纷争购银元、黄金和外币，阻挠人民币占领市场，并刺激物价上涨。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是否有能力稳定经济形势、制止恶性通货膨胀、恢复生产，使新生政权在经济上、政治上站稳脚跟？这是远比当时仍在进行的军事斗争更加艰巨的挑战，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爱国民主人士以及民族资本家非常关注并寄予厚望的。对此，党中央及时进行了提前部署。

1949年元旦，党中央召开了一次财经座谈会，朱德、董必武、刘伯承、陈毅等人出席。大家经过讨论研究，决定建立一个统一的财经领导机构。同年3月，毛泽东在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决定建立中央财经委员会来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5月31日，中央发出由刘少奇起草、毛泽东审定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文件。

《大纲》指出，由于人民革命战争正在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为了尽可能迅速地和有计划地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借以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应即建立有工作能力的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并使各地方的财政经济机构和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建立正确关系；在东北、西北、华中、华东等地及各省所属大中城市，均应建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若干财政经济部门，并在中央与上级财政经济机关领导之下进行工作。这就确定了中财委作为党在经济战线统一领导机构的地位。

在筹备建立中财委的同时，党中央也开始考虑并处理全国性的财政经济问题，努力稳定物价，确立人民币作为唯一通货的地位。当时，人民币大量进入市场时，投机资本拼命哄抬金银、外币价格，导致使用人民币根本买不到成批的东西。有的商号还拒绝以人民币作为商品标价，将其排斥在市场之外。为此，我们党同投机资本在银元市场展开了较量。

集中组织“银元之战”，确立人民币法定地位

在捍卫巩固新生政权的经济斗争中，上海成为令人瞩目的主战场。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军事斗争的硝烟尚未褪尽，经济斗争的较量旋即展开。当时，解放战争导致的巨额军费开支，造成财政入不敷出，推动物价上涨，令投机资本家有机可乘。上海解放头一周内，银元价格被迅速哄抬，成倍上涨。起初，党中央投入的人民币数量有限，不足20亿元，大部分浮于市面，充当本位币的依旧是银元。

当时，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已被命令停业，可事实上却成了半公开的银元投机指挥所。每天在这里聚集多达几千人，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银元贩子则人数更多。不法投机商人大肆炒卖银元，推动黑市价从1400元涨至2000元以上，带动物价指数大幅上涨。

面对投机分子的猖獗，倘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妥善解决，民心将不得安抚，市场秩序将更加混乱，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更加无从谈起。

上海最初设计的斗争方案，是以银元制银元，即集中大量银元抛售到黑市，先通过加大量的流通压低银元价格，再宣布禁止银元流通，以人民币取而代之。于是，1949年6月5日，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在电告中央后，随即采取行动，先抛出10万银元，并在全市举行“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游行和宣传。然而，市场反应却并未如预期所料，10万银元很快被投机商人一吸而空。6月7日，每块银元价格竟涨到1800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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