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发展迅速，浙江是个私经济出现最早、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浙江的商人兴起较早，实力雄厚。浙江商人的崛起，不但促进了浙江经济的腾飞，也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近代中国商帮与经济的探索与研究，有些问题似有定论，有些问题还等待研究。

该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浙江商帮崛起上海的社会历史条件”；第二章“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现代化的初步发展”；第三章“浙江商帮的资本集中趋势与上海经济近现代的拓展”；第四章“同乡组织的近代转型与同业组织的地缘化”；第五章：“浙江商帮的成功之道”。本书的写作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1）本书力图突破以往该项研究仅限于宁波帮的缺陷，把研究视野扩大为整个浙江商帮，尽可能反映旅沪浙江商帮全貌，构建浙江商帮研究新的体系；（2）本书注重挖掘新的第一手资料，力求使本书建筑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上之上。

该书的突出性的贡献：

一、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史的时期划分

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在时代化的进程中不断的进步和发展。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贸易被限制在广州一口；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上海为通商口岸，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化由此艰难起步。伴随着一系列的变化，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不断的变化，各个时期的发展影响是不同的。因此，作者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大体上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准则，如果这些事实可以统一到一个时期，就全部的归为一类；如果不能统一，就按照实际发生的时间进行不同的分类。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就是将一些实事按照一个时期来划分的。作者将1840年—1936年的大致时间分为两个阶段：1840年—1911年是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的初步发展阶段，1911年—1936年是浙江商帮的资本集中趋势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的拓展。其余时间段的划分都以同一事件来描述，例如：浙江商帮崛起上海的社会历史条件，同乡组织的近代转型与同业组织的地缘化都是以实际的历史事件去划分。

还有的问题则采用了十分灵活的态度，例如：第五章浙江商帮的成功之道在时间分类上就没有很大的不同。它的成功经验的分析是对实践的思考和总结，时间必然是在时间发生之后，因此时间滞后是必然的，所以并没有用时间进行强求分类。

至于考察时段，虽然上海在明中叶以后就出现新生产方式的萌芽，此时浙江商人经商上海者为数也已不少，但上海经济近代化大闸的开启确实在鸦片战争之后，浙江商帮在上海的崛起也基本与此相吻合，因此该书在时间的安排上十分合理的将1840年定为上限，而将下限定为1936年。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经济发展的峰值，此后由于战争及政局的动荡，上海经济一直呈徘徊甚至下降的状态。在上海的大批浙江商人也与抗战爆发后转移内地或陆续向港台及海外转移，浙江商帮的实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另外，由于环境的变化，关于1936年后该课题资料的收集更为困难，这也是作者将下限时间定为1936的原因。可见，作者时间的上下限排定都是十分具有合理性的。

二、关于浙江商帮在上海创办企业的情况分析研究

不管是某一个地区还是整体经济史的研究，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对于当阶段现实情况数据的处理。有的书本往往会忽略这一项，只在书中或者很少的地方提起当时的现状，或者用很少的数据来进行分析。但是本书将浙江商帮在上海创办企业的状况制作成了简表，用现实的数据对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做了详细充分的说明。

在本表的后面，作者还加上了上海部分浙江籍买办表，若干年份上海浙江帮钱庄表和若干年份上海总商会浙江籍会员录等几份数据的情况表。作者结合了不同的历史资料和相关的文献，整理汇总这相应的几份列表，使读者可以做到有据可查，也避免了在阅读过程中，读者想要查询相关数据而无从查询或者浪费时间查询的过程。

三、关于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的内容的厘定

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现代化研究的内容安排上看，该书也做出了独到的处理。理论上讲，所有与近代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活动有关的内容都应该包括进这本书中。但是本书没有采用一直用时间发展，即编年史来完成整篇的著作，作者主要按照了几大板块来进行：第一章“浙江商帮崛起上海的社会历史条件”；第二章“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现代化的初步发展”；第三章“浙江商帮的资本集中趋势与上海经济近现代的拓展”；第四章“同乡组织的近代转型与同业组织的地缘化”；第五章：“浙江商帮的成功之道”；另外作者加了四个附录：浙江商帮在上海创办企业一览表、上海部分浙江籍买办表、若干年份上海浙江帮钱庄表、以及若干年份上海总商会浙江籍会员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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